文|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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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这个持续134年的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巅峰。从康熙的雄才大略到乾隆的文治武功，这个时代的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在世界舞台上独领风骚。
盛世背后隐藏的危机却为后世埋下了衰落的种子。这究竟是真正的黄金时代，还是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
明末清初的社会重建
1644年，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明朝这个延续276年的王朝轰然倒塌时，中华大地满目疮痍。战火连天的岁月里，"黄河流域，大江南北，农业生产及社会生活都遭到严重破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满族建立的清朝开始了其统一全国的征程。
展开剩余90%康熙帝即位时，面临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经过明末政治腐败、农民战争及清军入关的统一战争，农业生产远未恢复到明朝水平。当务之急是"全面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的正常生活"。为此，清廷实施了一系列恢复性政策。
康熙元年，朝廷发布指令，要求各省荒地在5年内全部开垦。这一政策的执行效果显著：康熙二十四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6亿亩，为后续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康熙还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减轻了农民负担。
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
康熙朝的财政状况呈现出明显的恢复性增长态势。1682年财政收入为3110万两，1685年增至3123万两。更为重要的是国库存银的积累：1673年存银2136万两，1691年激增到3185万两。这种财政实力的增强为后续的军事征伐和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这种对外贸易不仅增加了国家收入，也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的发展。
军事征伐与疆域拓展
康熙朝的军事成就为盛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三藩之乱的平定、台湾的统一、雅克萨之战的胜利，都展现了清朝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1688年康熙成立火器营，标志着清军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进步。
在对外关系方面，《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确立了中俄东北边界，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同时，康熙朝还通过军事征伐和政治招抚，基本实现了对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为后续的疆域统一创造了条件。
雍正朝的政治改革
1722年雍正帝即位后，面临的是一个表面繁荣但内在问题重重的国家。雍正以其"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开展了一系列深刻的政治改革。
最重要的改革是1728年军机处的设立。这一机构的建立标志着中央集权制度达到历史顶峰。军机处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直接听命于皇帝，绕过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使政治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手中。
雍正还大力整顿吏治，推行"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等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有效遏制了官员腐败，增加了国家收入。到1730年，国库存银增至6218万两，1735年雍正去世时，国库存银已达4000万两，为乾隆朝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财政基础。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
乾隆帝继位后，"席累朝之积业，作太平之粉饰"，将康乾盛世推向了最高峰。在军事方面，乾隆朝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1755年至1759年，清军平定准噶尔，统一天山南北，使清朝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仅次于元朝"。
这一时期的军事胜利不仅体现在疆域拓展上，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版图格局。通过对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区的有效管辖，清朝"奠定了如今中国的版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在文化建设方面，乾隆朝的成就同样辉煌。1773年开始编纂的《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一起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文化工程不仅保存了中华文明的典籍，也展现了盛世的文化自信。
乾隆朝最显著的成就是人口的爆炸式增长。1790年，全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种人口增长得益于政治稳定、农业技术进步和新作物的推广。
新大陆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发挥了关键作用。甘薯、玉米、花生等高产作物的种植，不仅提高了粮食产量，也使原本不适宜种植传统作物的土地得到开发利用。正如有学者指出，这段时期也被称为"番薯盛世"。
康乾时期的手工业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江宁、苏州、杭州的丝织业，景德镇的陶瓷业，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以丝织业为例，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期达到三万余张，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景德镇制瓷业的规模更是惊人，"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这些手工业中心的兴起，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也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优质商品。
新大陆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发挥了关键作用。甘薯、玉米、花生等高产作物的种植，不仅提高了粮食产量，也使原本不适宜种植传统作物的土地得到开发利用。正如有学者指出，这段时期也被称为"番薯盛世"。
康乾时期的手工业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江宁、苏州、杭州的丝织业，景德镇的陶瓷业，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以丝织业为例，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期达到三万余张，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景德镇制瓷业的规模更是惊人，"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这些手工业中心的兴起，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也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优质商品。
康乾盛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疆域统一。清朝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招抚，将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台湾等地区纳入统一的政治版图，形成了"汉、唐以来未之有也"的大一统格局。
这种统一不仅体现在行政管辖上，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有效的管理体制。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在地方实行因地制宜的管理制度。对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对新疆实行军府制，对蒙古实行盟旗制度，这些制度安排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
雍正时期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废除了西南地区具有自治性质的土司制度，用流官取代土司，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统一。这一政策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阻力，但最终实现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
科技发展与文化繁荣
康乾时期的科技发展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特点。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任命传教士制造和改进了大量天文仪器，如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简平仪等。西方物理学知识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戴震等学者开始研究阿基米德定律，孙云球、郑复光等人在光学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医学领域的中西交流同样活跃。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翻译的《钦定格体全录》介绍了西方解剖学知识，对中国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医学家王清任强调解剖学的重要性，认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文学艺术在这一时期达到新的高峰。《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文学巨著相继问世，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不朽经典。绘画方面，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掀起了新的艺术潮流，对近现代花鸟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外交往与国际声望
康乾时期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崇高声望。18世纪，欧洲出现了长达百年的"中国热"，欧洲人对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都表现出极大的推崇。
法国传教士乔治·安森赞叹道："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最富饶、经济最富裕的国家，中国皇帝之崇高、官员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俄国传教士约翰·贝尔也评价说："中国人比欧洲人更看重银的价值，银被看作与金等价，所以金有很好的出口优势。"
朝鲜使臣通过燕行使活动，亲眼目睹了中国的繁荣景象，在返回朝鲜后发起了"北学中国"的运动。金昌业评价康熙年间："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蔡济恭则认为乾隆比康熙"尤盛焉"。
这种国际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文化交流上，也反映在朝贡体系的完善上。康乾时期向中国朝贡的国家包括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缅甸、廓尔喀等20多个国家，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
财政实力的巅峰
康乾时期的财政实力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新高度。国库存银在1777年达到历史最高的8182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万两的水平。这种财政实力使清朝政府能够应对各种挑战，包括自然灾害、军事征伐和大型工程建设。
更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乾隆两朝曾五次全免全国农业钱粮近3亿两白银，显示了国家财政的雄厚实力。这种大规模的赋税减免不仅减轻了民众负担，也体现了盛世君主的仁政理念。
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些数据表明，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确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
人口压力与生态危机
康乾盛世表面的繁荣掩盖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18世纪后期，人口增长速度开始超过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人均粮食产量从1700年的1245斤/人下降至1795年的867斤/人。
这种人口压力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通过围湖造田、围河造田来开拓更多耕地，"毁塘、填沟、截河、占用河道造田、与水争地，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这不仅摧毁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设施，还引发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导致乾隆年间出现大范围的江河湖堰淤塞。
在富庶的江南地区，生态破坏同样严重。杭嘉湖一带已经出现生态崩溃的迹象，"东南沿海一带，本就是地少人多，在人口剧增之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更趋严峻"。当时的清人汪士铎感慨环境破坏带来的灾害，反映了时人对生态危机的担忧。
发布于：北京市